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？：楊德昌電影中的後設「新」台北

本文閱讀楊德昌的作品，特別是《恐怖份子》（1986）、《麻將》（1996）、以及《一一》（2000），分析「新」與「舊」在其電影創作中的呈現以及文化意義。論文首先跳出當代台灣電影論述中西化與懷舊流派對立的思考侷限，企圖找到一個「新」的角度來觀察楊德昌電影求「新」的企圖，說明楊德昌式的「捨舊求新」並不意味以彼易此、以外來易本土等本質性的文化替代，而是鼓勵一種拒絕複製既成文化產品、拒絕重複先前慾望、創作軌跡，以呈現個人在不同時空情境下創造「差異」（differences）能力的文化態度。其次，筆者援引爾本（Greg Urban）所提出的「『新』後設文化」（the metaculture of newness）概念，說明楊德昌如何透過過膜的、韓旋台北駁雜面相的閱聽影音呈現，介入台北「新」文化的後設建構。論文試著將楊德昌的電影文本讀為再現、評述台北都會經驗的「後設論述」（meta-discourse），在思考楊德昌的電影如何介入台北文化的後設層面，斡旋都會中的「新」、「舊」慾望時，筆者觀察了（1）楊德昌電影中的角色如何掙扎於重複「舊」與追求「新」的現實困境，進而突顯追求「新」的困難度與重要性；（2）楊德昌本身如何透過虛構故事與鏡頭的設計、剪接連繫起城市中或許看似不相干的人、事、時、空，積極策動台北「新」情境、「新」慾望產生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