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權轉移下的消費空間轉型：戰後初期的公共食堂與酒家（1945-1962）

日治時期的酒樓、珈琲館等消費空間在日治結束後改制為公共食堂、酒家，部分大型酒樓於短短一、二十年間從重要公共社交空間轉變為風化場所。本文將社交、消費空間視為社會制度（social institution）之一環，分析當國家體制產生劇烈轉變之際，消費空間此一社會制度如何產生相應的變化。戰後初期新國家機構與新上層階級對消費空間之影響，主要為戰時體制下的節約復國綱領以及新的消費者。在戰時體制力求節約復國的政策下，國民政府挪用過去在中國統治經驗的政策，包括公共食堂、廢娼正俗的主張，要求所有酒樓餐館改名為「公共食堂」，並以限制菜餚數目、金額以及課徵筵席稅等方式，試圖進行家父長式與公共化的消費管理，同時設立形同公娼業的「特種酒家」，將飲食與情色業分割治理。但與此同時，新的上層階級仍是宴席場所的主要消費者，國家機構亦透過抽稅、勞軍的方法與名義徵用公共食堂資源，商人共組的烹飪公會成為維繫雙方平衡的要角與溝通渠道，二者顯示商業市場與國家力量的結合。公共食堂與特種酒家政策為期不長，1956年「特種酒家」法令廢止，1962年有女侍應生的公共食堂一律改稱「酒家」，「酒家」的意義鑲嵌了此類消費空間轉型的歷史過程，以及政權轉移後國家機構、民意代表、婦女團體、商業團體間的角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