邊緣公民的公民主體建構：臺灣妓權運動中性工作者的公民操演

為了探究弱勢公民如何克服既有權力結構與壓迫，並得以自我增能賦權，本研究嘗試分析臺灣妓權運動中，作為邊緣公民之性工作者的參與歷程，以及探索他們如何透過其行動建立公民主體性。藉由與參與者以及與社運組織者的深度訪談，以及運動歷程的參與觀察，本研究的發現如下：性工作者的公民行動明顯受到污名、階級與性別等社會結構力量所影響。污名框構著性工作者的公民認同與行動，在污名結構下，性工作者體現出污名的凝視，但也反擊著污名，因此性工作者的公民身分不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資格承受，而是持續不斷、充滿縫隙的做公民歷程。而其反擊污名的做公民歷程中，突顯出公民哲學研究應納入慣習身體空間的討論。在如何建構運動正當性上，儘管性交易常被視為一種性別歧視的表徵，但參與者傾向於以階級論述而非性別論述表述自己的訴求。然而，他們在運動中的主體位置仍是性別化的。而參與者對從娼經驗的反思，也對基進女性主義所批判的性商品化提出重要補充，提醒我們在以性商品化取徑看待性交易時，應考量進行協商性商品內容的性能動者。在參與過程中，運動組織者扮演媒介角色，協助性工作者重組他們對於性產業的默會知識，而得以進行公共溝通，此協助為邊緣公民進行公共參與的重要助力。然而，儘管性工作者感受到透過與組織者合作，提升了論述能力，但也肯定自己的經驗才是運動核心。而性工作者的倡議行動也啟發我們重新思考，故事性敘說在審議式民主之公共溝通所扮演的角色。歸納而言，性工作者透過參與運動所建立的公民主體性，主要表現在提升了自身的公共性、重思公民與國家的應有關係，以及建立公民效能三方面。